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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渔和明末清初的阅读革命

01

李渔的跨界:从作家到职业出版人

李渔和明末清初的阅读革命

李渔(1611—1680)

初名仙侣, 字谪凡,号笠翁,浙江兰溪人。他出生于明神宗万历年间,经历过明、清两代,是著名的戏剧家、戏剧理论家和美学家,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。他曾亲自创建戏班,拥有丰富的戏曲创作和演出经验,还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戏剧理论体系,因此有人称他为“东方莎士比亚”。

李渔在科考中屡次落榜,却精通人世间许多俗气的学问。比方说,他懂得园林营造和饮食养生,对戏曲的创作和编排了如指掌,甚至对女子的姿容相貌也自有一套理论。如果生于现代,李渔的人生会有很多种可能性。他可以是媒体节目上妙语连珠的评论人,也可以是备受追捧的生活美学家,抑或是剧场影院里最卖座的导演或编剧。总之,他的每一项才华都能够兑现,并成为赖以生存的立足点。

然而,在几百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,并没有这些五光十色的职业可供选择。李渔只能靠卖赋糊口,将满腹才华浓缩到文字里,拿到书市中售卖。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,许多文人开始抛下成见,投身到纯粹商业化的出版活动中,而李渔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代表着这个时代的阅读口味,也悄悄引领着这场暗流涌动的阅读革命。

公元1669 年初夏,即清康熙八年,金陵芥子园落成。李渔举家搬入园中,在这里开始了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光。“芥子园”之名取自佛经中的“芥子纳须弥”,意思是园林虽小,五脏俱全。这个微小的园子里融入了主人李渔的美学主张,设计精巧,包罗万象。

李渔和明末清初的阅读革命

金陵芥子园

李渔时年59 岁,经历过科举失利,目睹过朝代更迭。对读书人来说,这不是一个好时代。异族入侵,改朝换代,科举无门,报国难成。

李渔是个俗人,爱好美姬、美食、庭园、戏曲,他割舍不了世间的种种享乐,也无缘通过仕途来改善经济处境。所幸的是,他有一支妙笔可以吐字生文,并以此来养活家小,维持安逸生计。

在搬入芥子园之前,李渔已经是声名卓著的作家,既写过《无声戏》《十二楼》这样的白话小说,也著有《风筝误》《比目鱼》这类脍炙人口的传奇,在市场上反响不俗。而写书获取的稿费,也成为李渔主要的经济来源。

李渔和明末清初的阅读革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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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渔和明末清初的阅读革命

李渔和明末清初的阅读革命

《无声戏》《十二楼》《风筝误》《比目鱼》(书影)

作为一个畅销作家,李渔的作品是书商们争相盗版的对象。他的书籍甫一面世,就会招致翻版,并且被迅速推向市场。李渔对此怒不可遏,四处奔走交涉,却很难有效阻止。

明代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记载:“今海内书,凡聚之地有四,燕市也、 金陵也、阊阖也、临安也。”由此可见,当时四大出版中心,即北京、金陵、苏州、杭州。到了清代,江南一带的书坊发展兴盛,王士祯《居易录》中记载:“近则金陵、苏杭书坊刻板盛行,建本不复过岭。”

1662 年,李渔迁居金陵,索性自立门户,开设书坊,出版并售卖自己的书。

“弟之移家金陵也,因拙刻作祟,翻版者多,故违安土重迁之戒,以作移民就食之图。” ——《与赵声伯文学》

翼圣堂是李渔在金陵的第一个书坊。芥子园落成以后,他在芥子园内继续出版活动,集编写、印刷、发行于一体,号称“芥子园书铺”。从此,“湖上笠翁”的名号和芥子园书铺密不可分。

李渔出身于商人之家,自幼耳濡目染,对经商之道有几分研究。他不仅是畅销作家,还是一个颇有营销头脑的编辑。李渔主持书坊期间,策划并出版了许多实用类的书籍。例如,骈文写作指导书《四六初征》,书信写作范本《尺牍初征》。此外还有李渔本人编写的《笠翁对韵》,囊括诸多字词的对仗、修辞和用韵手法,至今仍是人们学习近体诗、词写作的重要参考书。

为迎合市场需求,芥子园书铺刻印过小巧便携的袖珍本,出品过文创产品——花笺。古人在纸张上印染美丽的花样或颜色,用来题诗写词备显风雅,这便是花笺。芥子园印制的韵事笺、织锦笺,纹样华美,精致无比,有数十种之多。其中织锦笺“尽仿回文织锦之义,满幅皆锦,止留纹缺处待人作书”。

芥子园中,花木扶疏,姬妾相伴。除了刻印书籍,李渔还成立家班,排演自己所写的戏曲。《闲情偶寄》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。此书涵盖词曲、演习、声容、居室、器玩、饮馔、种植、颐养等八个部分,内容博杂,堪称古代生活艺术百科全书。李渔对红尘的痴迷和在行,都在这本书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李渔和明末清初的阅读革命

《闲情偶寄》精刻本

02

刻本时代:从鸿蒙到盛世

中国人的阅读经历了漫长而悠远的过程。一本看似再寻常不过的刻本书籍,在汉字诞生数千年以后才得以出现。

雕版印刷,先将文字反刻在木板上,形成凸出的阳文,再在阳文上涂墨汁,将纸张覆于板上,轻拂纸背,顷刻之间,一个个文字就被印刷到纸张上。雕版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后,文字传播的速度骤然加快,中国自此步入刻本时代。

“余犹及见老儒先生,自言其少时,欲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而不可得;幸而得之,皆手自书,日夜诵读,惟恐不及。近岁市人转相摹刻,诸子百家之书,日传万纸。” ——苏轼 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

苏轼所描述的正是从写本时代向刻本时代过渡的景象。从前的老儒生们只能通过手抄来记录文字,一字一句都来之不易。雕版刻书,一日之间,便可以印刻出数万张密布文字的书页。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,进一步加快了刻书的效率。在政府提倡之下,历代经典被刻印成书,大量书籍涌现于世。对那些经历过写本时代的老儒生们来说,这无疑是一次信息爆炸。

在雕版印刷的发展历程中,佛教、道教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。经卷和用来供奉的佛像,都是寻常人家所需之物。为了满足大批量的需求,唐代的寺庙、道观率先使用雕版印刷技术。

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,官刻、私刻和坊刻(即政府刻书、私家刻书和书坊刻书)三足鼎立,为后世的出版活动奠定了基本模式。北宋张择端绘制《清明上河图》,精描细摹,绘尽风俗百态,市井繁华。在百业浩荡的汴梁城,就出现了“书坊”的招牌。这里的书坊是街市上售卖书籍的店铺,相当于今日的书店。不同的是,古代许多书坊自产自销,兼顾出版社、印刷厂、书店等多项业务。

李渔和明末清初的阅读革命

(北宋)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(局部)

相对于官刻和私刻,坊刻是最商业化的出版活动。书商们为盈利而刻印书籍,坊刻本与普罗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,类型众多,主要有: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籍,日常生活所需的历书、医书,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之类的儿童启蒙书籍,以及各类供人们消遣阅读的诗文小说等。今天,你去路边的书摊看一看,最常见的照旧是这类书籍,其中还有不少是从旧时流传下来的。

出版是系统工程,一本书从策划到诞生,其中涉及选题、编著、校对、雕版、刻印、发行等诸多环节。即便是在现代,这些程序往往也需要多个部门协作完成。然而,在坊刻系统中,这些均由一个书坊独立完成。

芥子园出版书籍多围绕李渔而展开,几乎为他量身定做,而湖上笠翁也是芥子园书铺的活字招牌。明代医学家熊宗立曾开设种德堂,刻印了诸如《伤寒论》《新编名方类证医书大全》等诸多实用医药书籍。由此可见,坊刻本的风格与出版人的学识、性情密不可分。

03

文人和坊刻:市井阶层的一次阅读革命

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:考官因为看了麻沙本《易经》而记错文章内容,在学生面前闹出了笑话,颜面扫地。

所谓“麻沙本”就是福建建阳麻沙镇刻印的书籍。宋周《清波杂志》中也说:“若麻沙本之差舛,误后学多矣。”麻沙本也因此名声越来越差,后来几乎成了劣质书籍的代名词。

其实,福建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刻书中心。闽地盛产纸张和红梨木,梨木松软,雕刻时省工省力,是很好的雕版木材,福建因此成为刻书盛地。麻沙、崇化等地刻印的书籍行销全国,甚至远传到朝鲜、日本等地。然而,闽地书商在刻书时过度注重产量和速度,为了控制成本偷工减料,刻印质量难以保证,书籍往往字迹模糊,错误频出。这也是许多坊刻本都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。

明代资本主义萌芽,市井文化升温发酵,在这安逸的环境中,孕育出一批挑剔的读者。他们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商贩,能够识文断字,有些闲情和时间,阅读成为一种消遣。他们热爱戏曲、小说等通俗作品,其中题材也多是才子佳人、世情传奇之类的故事,贴近市井生活,可供休闲娱乐。

为了推出新书,许多知识水平有限的书坊主人也开始担当主编的角色,有些书商干脆雇佣一些穷老名士,在家中寻章摘句,拼凑成书。这样粗制滥造的书籍,质量可想而知,往往也无法长久经营。

书坊刻书没有教条的约束,形式自由,内容多样,需要迎合变幻莫测的市场,也因此拥有了更多创新的机会。李渔、冯梦龙、陈继儒这类文人的介入,为书坊注入了新鲜活力。

作为小说家的李渔深谙市民的阅读口味,小说多采用通俗白话,情节曲折,用误会和巧合构筑起一个个喜闻乐见的世俗故事。这些“故事会”类型的小说深受市民阶层喜爱,妇孺皆知。

“三言”(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和《醒世恒言》)的作者冯梦龙性情放诞,受晚明觉醒思潮的影响深远。他肯定世俗的美好和人的个性欲望,推崇“情”说,并将这个主张代入编辑出版活动之中。冯梦龙编辑整理的作品中有“最浅最俗,亦最真”的民歌,也有许多流散在历史长河中的爱情故事。

“三言”中的故事来源于俗世的勾栏瓦肆,本是说书人案头的脚本。经过文人的加工,它们褪去粗陋模样,成为书市上瞩目的佳作,并为后世的通俗文学开道引路。崇祯年间,凌初效仿“三言”,创作了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,世人合称为“三言二拍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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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言二拍”

取悦市场是职业作家们难以逃避的宿命。在李渔、凌初等人的小说中,通俗有时也越界发展成低俗,奇情甚至转变为畸情。这类猎奇的撰写,早已脱离了冯梦龙所提倡的情观,只是纯粹的感官刺激。

书籍的装帧排版也在不断发展丰富。从宋代的白纸墨字到元代的朱墨双色套印,再到明代的多色套印和拱花技术,书页中的配图愈来愈精美细致。一些书籍的板框上甚至绘有花草、古器、竹枝等物,精致美观,极具装饰性。书籍不再只是传播文字的载体,它承载了越来越多的表达使命和审美趣味。

李渔离开金陵以后,女婿沈因伯接替了书坊工作,号称“芥子园甥馆主人”。在他的主持下,《芥子园画传》诞生。画传分为四集,囊括133 幅图画,采取饾版印刷,线条清晰,设色精美,堪称最经典的中国画入门书籍。齐白石、丰子恺、黄宾虹等大师都是从临摹此书开始绘画生涯的。在过去三百多年间,《芥子园画传》被多次临摹,重新出版。虽然印刷技术不断革新,可是后人翻新出版的画谱在设色、韵味等方面却比初版逊色许多。雕版印刷的魅力由此可窥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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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芥子园画传》

李渔在为《芥子园画传》作序后的第二年长辞人间,未能亲眼看到这部画谱刻印成书。然而,这本书却在选题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李渔的指导和资助,并最终以“芥子园”的名义出版,为出版人李渔的一生画下完美的句号。

04

世俗的胜利:在名利间徘徊的写书人

在写本时代,书籍主要通过传写来传播。作者写完书以后,直接传布给大众,没有中间环节。读者自备纸墨,雇人或是亲自抄写,书籍内容纸笔相传,因此流传下来。

《晋书·左思传》中记载,左思写完《三都赋》以后,深受追捧。“豪贵之家竞相传写,洛阳为之纸贵。”这一时期,著书者只保留署名,并不能从中获得金钱。这个惯例一直维持到刻本时代,虽然宋代时已经有了版权登记的先例,各家刻书之时也会声明禁止翻印,但是盗版之风不曾断止。袁枚曾经作诗讽刺:“自梓诗文信未真,麻沙翻板各家新。左思悔作三都赋,枉是便宜卖纸人。”从中可以看出,明末清初时期,著书谋生的文人十分关注写书带来的金钱收益。

私刻本是古代士人阶层的一种传统。家底富足的官僚、富绅著书立说,刻印成册,将治学思想发扬光大,用以提升自己的声望和地位。私家刻书旨在求名,不为谋利,发行量较少,所刻印的书籍也集中在正经、正史、诸子、文集这几类,与官刻书籍重合度很高。

金庸小说《鹿鼎记》以庄廷明史案为开场,在历史上确有其事。庄家私刻《明史》,不承认清朝正统,因而触怒朝廷,获罪遭诛,先后有千余人受到牵连。

由此可见,刻书的功用不只是为了传播知识,也是话语权的一种象征。清初文字狱盛行,清王朝统治下的汉人如惊弓之鸟,人人自危。在这种环境下刻书,稍不留神就会招来祸事。李渔这样的文人干脆收敛起前朝之思,老老实实地出版通俗读物,取悦市井大众。

其实早在明末时期,江南一带的私刻已经有世俗化的倾向。许多富户开始雕版刻书,不是为了著书立说或附庸风雅,而是投向市场,以此谋利。这类书籍为市场而生,多是实用或通俗的书籍。所以,有些学者也将这类刻书活动列入坊刻的范畴。

湖州凌氏家族的“桂芝馆”就是当时私刻的佼佼者,所刻书籍世称“凌版”。凌初祖辈世代为官,可是他科举不顺,屡屡受挫,便转而以著书刻书为业。从凌初开始,“凌版”开始采用套版印刷,并成为一个特色。

为了赚钱而写书,是媚俗的行为,文人不耻。因此,许多文人在撰写通俗小说时,或是托以假名,或是在刻意说明,写书只是游戏笔墨,业余爱好。仿佛一旦将写书当作事业,就会低人一等。

在过去的几千年里,卖书鬻文这件事被蒙上了暧昧而纠结的面纱。文人对金钱二字避之不及,写文章、作书画所收取的酬金也被雅称为“润笔”,借此来淡化铜臭味。到了晚清时期,林纾的译作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出版之后,报人汪康年相中其商业价值,希望可以购买版权,并率先在报纸上进行宣传。林纾同意了此事,却对巨额润笔严词拒绝,并再三让汪康年登报声明,向读者解释自己并未接受稿费。

李渔和明末清初的阅读革命

林纾(画像)

然而,李渔偏要为了金钱斤斤计较。他认为写书刻书,是通过自己的才华谋生,并不可耻。书商和作家的二重身份,让李渔的出版更具现代性,并且拥有十分强烈的版权意识。面对市面上翻印盗印,李渔气愤地控诉:“我耕彼食,情何以堪?”为了打击盗版,李渔不惜与书商对簿公堂,通过打官司来捍卫自己的版权,甚至放言“誓当决一死战”。

从康熙到咸丰年间,芥子园书铺前后绵延近二百年,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字号。其间虽然屡经易主,却一直保持了优良出版传统,书籍畅销不衰。

当文人走进书坊,他们为市井阶层阅读带来新鲜的体验,同时也被拽进了俗世的沼泽。阅读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,在雅俗的较量中,世俗最终还是略胜一筹。

明清之际,与李渔同时期的儒生们,或是远遁山野,效仿伯夷叔齐不食周粟,做个洒脱的遗民隐士;或是跻身庙堂,在清王朝的羽翼下度日,背负着“降清”的恶名。李渔是幸运的,他找到了一条更加自由的道路,在书坊中安身立命,“觅应得之利,谋有道之生,即是人间大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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